外国电影里的幽默 文/王小波 近来和影视圈里的朋友谈电影,我经常要提起乌迪·艾伦。这些朋友说,艾伦的片子难懂,因为里面充满了外国人的幽默。幽默这种东西很深奥,一般人没有这么大的学问,就看不懂。我说,我觉得这些片子很好懂。他们说:您是个最有学问的人哪。就因为能看懂艾伦的电影,我赚了这么一顶高帽。艾伦有部电影叫做《傻瓜》(Banana),写的也是个傻瓜,走在街上看到别人倒车,就过去指挥,非把人家指挥到墙上才算;看到别人坐在桥栏杆上,就要当胸推上一把,让人家拖着一声怪叫掉到水里——就这么个能把人气乐了的家伙,居然参加了游击队,当了南美的革命领袖?当然,这部电影想在中国上演是不容易的,但也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在内。 艾伦还有部片子,叫做《性——你想知道又不敢问的事情》,从名字就能看出来,这片子有点荤,不在引进之列,但也不难懂。我在街道工厂学过徒,我估计我们厂的师傅看到这部片子都能笑出来;但也会有人看了不想笑。有位英国演员得了奥斯卡金像奖之后,仅仅因为他是男的,追星族的少女就对他很热情。他感慨道:我现在才知道,原来四十多岁、秃顶、腆着个大肚子(这就是他老兄当年的形象),这就是性感的标志啊。我也有同样感慨:原来“傻瓜”、“想知道又不敢问的事”,这就是高深的学问啊。 最近看过美国电影《低级小说》(又译《黑色通缉令》),里面有个笑话是这样的:一次大战时,有个美国军人给爱人买了一块金表,未来得及给她,就上了前线。他带着这块表出生入死,终于回来,把表交给了她,两人结婚生子,这块表就成了这一家的传家宝。这家的第二代又是军人,带着金表去越南打仗,被越共逮住,进了战俘营。越共常常搜战俘的身,但此人想道:我要把这传家宝藏好,交给我儿子,就把它藏在了屁眼里,一连藏了五年,直到不幸死去。在临终时,他把表托付给战友,让他一定把表给儿子。这位战友也没地方藏,又把它藏在了屁眼里,又藏了两年,才被释放。最后,这家的第三代还是个孩子时,有一天,来了一位军官(就是那位受托的战友),给他讲了这个故事,并把这件带有两个人体温,七年色、香、味的宝物,放到孩子手心里。这孩子直到四十多岁,还常常在梦里见到这一幕,然后怪叫一声吓醒。 鲁迅先生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:民国时,一位前清的遗少把玩着一件珍贵的国宝——放在手里把玩,还拿来刮鼻子,就差含在嘴里——原来这国宝是古人大殓时夹在屁眼里的石头。从这两个故事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出幽默是没有国界的,用不到什么高深学问就能欣赏它;但你若是美国的老军官,就不喜欢《黑色通缉令》;你要是中国的遗老,就会不喜欢鲁迅先生的笑话。在这种情况下,人就会说:听不懂。 除了不想懂,还有不敢懂的情形。美国的年轻人常爱用这样一句感叹语:Holyshit!信教的老太太就听不懂。holy这个词常用在宗教方面,就如中国人说:伟大、光荣、正确。shit是屎。连在一起来说,好多人就不敢懂了。 在美国,教会、军队,还有社会的上层人物,受宗教和等级观念制约,时常犯有假正经的毛病,所以就成为嘲讽的对象。这种幽默中国没有,但却不难理解。中国为什么没有这种幽默,道理是明摆着的:这里的权力不容许幽默,只容许假正经。开玩笑会给自己带来麻烦,我喜欢说几句笑话,别人就总说:你在五七年,准是个右派。五七年有好多漫画家都当了右派。直到现在,中国还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没有政治漫画的国家。于是,幽默在这个国家就成了高深莫测的学问。 有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《玫瑰之名》,讲了这么一个故事:中世纪的意大利,有座修道院,院里藏了一本禁书,有很多青年僧侣冒着生命危险去偷看这本书,又有一个老古板,把每个看过这本书的人都毒死了。该老古板说道,这本禁书毒害人的心灵,动摇人的信仰,破坏教会在人间的统治——为此,他不但杀人,还放了火,把这本禁书和整个修道院都烧掉了。这是个阴森恐怖的故事,由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悬念——这是一本什么书?可以想象,这书里肯定写了些你想知道又不敢问的事情。在电影结束时,披露了书名,它就像《低级小说》里那块沉重的金表,放进了你的掌心:它是亚里士多德久已失传的《诗学》第二部。这本书只谈了一件事:什么叫做幽默。这个故事的背景也可以放在现代中国。 |